出国留学属于不爱国吗？
这个问题的提出，显然是将“出国留学”与“移民海外”划等号了。 而实际上，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，出国留学/留学回国、移民海外/海外归国这两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道德高下的区分。 造成这种现象的底层逻辑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——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，商人和农民是被歧视和压迫的两类人群；而工人虽然被歧视，但地位远高于工人。知识分子作为士阶层的延伸，在就业上普遍受到优待（尽管也有很多困难）。
在近代中国，有四个出国渠道——“官派”“自费”“委培”“公费”。其中前三个都是优先照顾工农子弟的，第四个“公费”留学才允许知识青年申请。 而一旦获得“公费”留学资格，那就意味着这个家庭从此出人头地了：
1943年的《大公报》曾经这样报道一个“公费”留学的家庭： 这个家庭的儿子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，他留学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，收入很高。他的弟弟陈寅恪的生活费、住房都靠哥哥一家资助。
陈寅恪的妹妹陈新葵回忆说： “他(陈先生)回来以后，我父亲很高兴，说‘现在你哥有钱了，可以接济家里人了’……后来我读大学、高中，一直是哥供着我……” 同样是1943年，《大公报》又报道了另外一个“公费”留学生的故事： 这个叫胡晓意的留学生，是西南联大的学生，他留学的费用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全都由国民政府负担，因此他的家里人也过上了比较舒适的日子： 他回到云南老家后，除了给母亲买首饰之外，还给自己请了一个英文教师，教家中两位姐姐学英语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政府为了奖励优秀学生，颁布了《特种奖学金办法》，每年从全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三千人，到美国留学，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。 这对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优待，因为美国的奖学金很难申请。 据1948年《中华日报》统计，在那之前申请赴美留学未获通过的就有四万多人。
1950年底，全国“公费”留学只有2867人，而到了1951年更是暴跌至1200多人。 后来我们国家经济实力上去了，留学政策渐渐放开，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留学了。